许源泰博士（左）和丁荷生教授手捧着《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上下册摄于番禺会馆的碑铭前。（徐颖荃摄）

为了搜集资料，负责编撰此书的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和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共花了四年走访约400间庙宇、祠堂、同乡会、宗亲会及同业公会等。

华人社团和庙宇喜欢在门楣上安置匾额，在门柱上设对联，在墙壁上嵌碑文，甚至在铜钟、云板、铜磬、香炉、神台、横梁，墙基、契砖上留下各种文字来记录历史。有些学者因此养成“进城找庙，进庙找碑”的治学习惯，因为碑文中有可供研究的族群历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60岁）和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49岁）联手编撰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正是沿着国学大师饶宗颐、著名学者陈铁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人所开的先河，从本地铭刻中去记录、保存和诠释历史。

为了编撰和出版这套铭刻汇编，他们花了四年时间走访约400间庙宇、祠堂、同乡会、宗亲会、同业公会等，采集了大量原材料。

《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收录63个华人团体的1278件文物铭刻。这些创立于1819年至1911年之间的华人团体，包括庙宇、祠堂、会馆、行业公会之类的组织。

著名古庙如粤海清庙、天福宫、凤山寺、海唇福德祠、望海大伯公、恒山亭、金兰庙；乡村庙宇如顺兴古庙、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百年老会馆如应和会馆、中山会馆、宁阳会馆、永春会馆；宗祠如保赤宫、三邑祠；早期学堂如萃英书院；最早的医院如陈笃生医院、同济医院；百年佛寺如莲山双林寺、观音堂佛祖庙等的碑铭都一一收录书中。

丁荷生教授说，附录中另外收录11份有趣的碑记铭文，例如“印度总督游新纪念碑记”（1850）、“暹罗王游星碑”（1871）、“维多利亚女王金禧纪念碑”（1887）等，而特别有趣的是牛车水马里安曼兴都庙立于1831年的庙碑，竟然用了包括中文在内的五种语文。

逾半铭刻属二战前文物

许源泰博士指出，663份铭刻源自1945年以前的文物，剩余615份铭刻是从1945年以后的文物摘录下来的。

丁荷生教授说，有些团体和庙宇虽在1911年之前创立，但还无法找到有年份的文物或碑文，因此没被收录在这套汇编内。不过他们还是列出48个组织的名字，准备继续展开研究工作。

饶宗颐1970年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为东南亚华文碑铭编成书开了先河。这之后是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庄钦永的《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1984）和《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等。

邻近国家则有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卷（1982/1985/1987）、傅吾康《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三卷（1988/1997）和傅吾康、刘丽芳的《泰国华文铭刻汇编》（1998）等。

以胡亚基创立于1879年的新加坡番禺会馆来说，之前的出版物只收录最早的一对碑，即《新建番禺会馆碑记》（1879）。新编铭刻汇编却收录会馆的所有碑文，包括《新建番禺副馆碑记》（1889）、《星洲番禺再建总坟重修会馆碑记》（1910）、胡汉民所书写的“番禺会馆”匾额（1921），肇庆会馆赠送的“结构堂煌”匾额（1910），甚至连1952年和1962年的铜碑也收录在内。

丁教授说，他们的工作还未完成，下来准备搜集和出版1911年至今的各种碑文铭刻。他们还有400间庙要访，也要走访创立于1911年之后的会馆、宗祠、公会等。他们想探讨这些会馆、庙宇的生存策略，了解他们如何应对时代变迁。他们已收集了1万5000张照片并进行分类。

昨天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发布会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由国大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分上下册共1500页。这套图文并茂，中英对译的铭刻汇编，是研究本地华人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出版社目前只印400套，每套售价220元（包括运送上门）。订购专线：67761148，也可上网：http://nuspress.nus.edu.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