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新社）

已故美国历史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用来分析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形成。他指出，想象共同体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由于历法、时间以及语言标准化，体现在书籍以及报章出版的大量白话读写，使得现代民族（nation）的观念得以形成和普及化。

王昌伟说，一般视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出版，为五四运动的开端。从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国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在新加坡设立分店，以及在本地创立的上海书局，带动了本地华文出版业的第一波高潮，为五四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使得新思潮可以在中国和新马相当同步地展开。

五四参与者 不只鲁迅胡适等文化精英

他指出，今天学术界对五四的关注，已不仅仅集中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少数新文化精英。很多过去被视为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的人物，今天都被赋予重新理解。比如中国流行歌曲之父黎锦晖，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红遍中国和东南亚，但长期以来被鲁迅等知识精英瞧不起，所以此前在论述五四运动史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但经过学者研究，黎锦晖的创作和包括成立歌舞团等活动所产生的启蒙话语，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产物。王昌伟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考虑在内，就会发现五四即便是对新马一带的小市民，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柯思仁看来，五四很大程度上已被用作象征意义强烈的经典，变成一种迷思（myth）。他指出，回到1919年前后去理解五四，它其实非常多元、缤纷，各种思潮都很活跃，都在进行推广传播。“现在回头看，比较遗憾的是，原本多元缤纷的层面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被刻意遗忘、刻意排除。”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被经典化、迷思化，五四作为一种象征资本，被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作家和1949年以后的中共所占据了。1930年代的中国进入抗战时期，而抗战所聚焦的民族救亡主题，和五四背后的思想和动力有相当大的差别，反而是到了1950年代，五四的色彩才重现。

像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曹禺等左翼作家，加上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俄国作家的作品，都受到左翼的推崇和翻译推介。1950年代，这些作品在中国出版后，先通过中国剧团到新加坡演出，再经中正戏剧会、艺术剧场和南洋大学戏剧会的一再重演，进而把五四作品经典化，并对新加坡戏剧产生很大影响。

柯思仁认为，1945年到1948年其实是一个重要阶段，但相关的研究非常少。那是马共在新马活动还合法的年代，很多职工会、戏剧家如杜边，与中共和马共都有联系，这可追溯到1920年代到30年代中共文艺宣传路线。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很多剧团，例如中国歌舞剧艺社，是中共在后面支持来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柯思仁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五四基本上是一个“左翼五四”，所以很片面，是从左翼或中共的观点看五四。”

左翼思潮影响新加坡华文教育

游俊豪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整体意义在于凝聚了国族主义，这在1919年以前是没有的。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整个文化圈受五四波及，也向中国国民意识靠拢。现代民族主义的论述往往需要有一个外敌，来建构自己的国族主义和国民性，当时的外敌就是日本。

1919年五六月，槟城有一名同盟会侨领串联当地政界人士，联名写了一封电报给英国政府，认为当地华人社会也应该支持中国的五四运动。同年六七月，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华社和华校，就出现抵制和销毁日货的行动，跟中国的反应模式一样，新马华侨华人与中国国民成为一样的“想象共同体”。

“从那时候起就有一个转折：第一次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感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国族主义，让一个社会存在国族主义，会引发很多骚乱或骚动。”于是同一年，英殖民政府首次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要求华校进行注册，并从那时起制定政策对华文教育进行管制。

游俊豪指出，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各种政策、法令、管制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说，1920年代至30年代，左派思想跟着传到新加坡，新加坡的华校发展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