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林义顺”讲座的主讲嘉宾李志贤（左）和黄贤强副教授（右）。（饶进礼摄）

国大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认为，林义顺在1929年召开的潮侨大会，倡议由潮社推举出来的领袖共同管理义安公司，改变潮人帮权的结构，却没有分裂潮社。

本地学者从不同角度审视和评价先贤林义顺（1879-1936）的贡献时，认为他既是中国的爱国华侨，革命志士，更是新加坡早期的拓荒先驱，对建设社区有功，也是民国时期的华社领袖，还是一名改变本地潮人帮权结构的潮社领袖。

革命志士与拓荒先驱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志贤最近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与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联办的“认识林义顺” 讲座上提出上述观点。

李志贤认为在重新审视林义顺的历史地位时，可从他在大时代舞台上展现的两个面相来观察他，即从他参与中国革命和在本地从事拓荒种植业来看。

青年时期的林义顺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革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有贡献。壮年时期的林义顺，在我国早期的荒郊地区开垦超过两万多英亩的土地，特别是开辟三巴旺一带，对新加坡早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有贡献。

李志贤指出，林义顺拓殖三巴旺时，会提供各种福利鼓励员工在园区附近安居落户，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形成村落。早期的义顺村、忠邦村便是纪念他这方面的功绩。另外他也发展水路交通，把实里达河周边变成物资集散地，逐渐形成市镇。

纷争是无可避免的整合

李副教授在这次座谈会上也触及林义顺1928年以潮社领袖姿态号召筹划成立潮州八邑会馆，并在1929年初召开潮侨大会，反对义安公司的潮人公产由佘有进后人以世袭方式把持，倡议由潮社推举出来的领袖共同管理。林义顺等人和义安公司据理力争却谈不妥，不过在英殖民地政府批准八邑会馆在豁免注册下成立后，佘家后人终于让出掌控权。

在反思1929年事件所能给予的启发与借鉴时，李志贤说，社群的权力关系和权力中心并非处在静止状态，会随社群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反应。

“另一方面，社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纷争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整合，应从积极角度看待，它或许使权力关系变得紧张或发生变迁，但不一定会分化社群，也可能是一种自我更新与改革。”李志贤说，林义顺所倡导的改革虽然改变潮人帮权的结构，却没有分裂潮社。

当时所产生的新权力中心结束潮社由一个家族垄断的局面，变得更透明，同时引导本地潮州社群步入权力多元化的时代。林义顺当了两届八邑会馆总理后便功成身退。

李志贤认为林义顺当时能胜出，是因为他选择“回归中华，回归传统”，加上他参加过中国革命，这一切得到当时潮社的认同。

当然，林义顺那时已不只是名成功商人，也是一名在华社，在殖民地政府心目中具有影响力的跨帮群领袖。他曾出任英殖民地的乡村局委，又是名太平局绅，担任过两届中华总商会会长，又是怡和轩俱乐部总理。

庞大人脉网络

林义顺的大儿子林忠国娶陈嘉庚的女儿，大女儿林织玉嫁黄仲涵的儿子，次子林忠邦娶李俊源的女儿，通过与巨富名流联姻，林义顺有着很庞大的人脉网络。

在反思帮权问题时，李志贤指出，在强大政府体制和高度国际化的今天，帮权早已走入历史，但是社团仍然是凝聚社群的一股庞大力量。他认为社团当前急务是集中精力开拓文化事业，协助维护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和建立身份认同。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认为八邑会馆近几年做得很好。

华侨返国创业典范

另一位主讲者国大中文系副教授黄贤强则带领大家从“林义顺之中国行迹篇”，以及他1926年走访日据时期的台湾，来认识这位历史人物，进一步窥视他丰沛的人脉网络。

黄副教授说，林义顺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到他1936年4月19日病逝于上海，前后到访中国和台湾不下十次。他出国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业务，寻找投资机会，探访亲友，革命同志和政界人士，此外便是旅游，或者到日本就医时过境等。

当中比较受人瞩目的行程，包括他1917年9月至11月经上海赴北京，受总统接见，又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他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成为华侨返国创业典范。

1921年10月至11月，他取道广州汕头到上海，以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接受中华民国制糖公司邀请发表演讲，之后续程前往北京。

1929年于林义顺来说是特别忙碌的一年。他除了忙着召开潮侨大会，成立八邑会馆和与佘家交涉，间中还两度到中国。2月时他经香港到广州、上海和北京，5月再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参加孙中山的移棂仪式。

他在祭奠仪式上，先代表新加坡前同盟会会员郑聘廷、陈嘉庚、陈楚楠、林文庆等鞠躬敬献挽联，接着又代表华侨银行和华南银行全体职员鞠躬敬挽，然后再代表醉花林和怡和轩献挽联，其身份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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