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目前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有像《豹变》（左）作者黄凯德这样的在地作家，也有像《永发街事》（右）作者陈济舟这样，不是土生却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作者。

《豹变》与《永发街事》

说到“势”的诗学，王德威提到今年刚出版的，和新加坡有关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豹变》与《永发街事》。《豹变》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作家黄凯德的作品，《永发街事》的作者则是出生、成长于中国四川，17岁到新加坡读书直到大学毕业，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陈济舟。

《豹变》收录十个短篇，小说内容不少根据“新加坡真实的‘小历史’”书写。在新加坡读书、生活了十年的陈济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中峇鲁永发街（Eng Watt St），在台湾出版的《永发街事》，写的正是永发街的人与事，小说人物包括在地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还有来自各地的移民或短暂居留的过客。

王德威说，目前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有像黄凯德这样的在地作家，也有像陈济舟这样的，不是土生，却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作者，以黄凯德和陈济舟来说，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不一样，但两者也都精彩。黄凯德的作品很接地气，但又不是中国式的乡土文学，很有新加坡感觉，这是陈济舟写不出来的。陈济舟从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住了十年，对新加坡不可能没有感情，《永发街事》里面除了华人，还有非华人，有来自欧洲，寓居新加坡的洋人，陈济舟捕捉新加坡作为海港都市人文汇集，南来北往的特点和现象。

王德威听说英培安最近刚出版长篇小说《黄昏的颜色》，他说：“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感触，有不同的观察新加坡的脉络；不同的作品形成一种力量，一种时代的交汇点，并写出新加坡的特点。作家对土地的感情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作为评论者必须观察这种现象，顺着这个方向做研究。这就是我所说的‘势’。”

王德威说：“作为读者、学者不能不注意主流论述，看到大势所趋再做出自己的回应，文学还是很重要的，华文文学也许读的人不是很多，但记录新加坡人的生活史的，应该就是作家。”

华语语系文学仍有辩论余地

华语语系论述至今仍充满质疑、争论和迷思，例如常被提起的，有没有必要以殖民或后殖民的观点看待华语语系及华语语系文学？马来西亚旅台作家黄锦树去年年底发表一篇来势汹汹的文章《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什么？》，他在文章里针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做出强烈批评。

黄锦树说：“什么是华语，什么是华文？什么是华人？这些对华文研究者毫无疑义的概念，在史书美的著作里竟然全都乱了套。”

在黄锦树看来，在谈马华文学时，“是从华人的移民史（以欧洲帝国在南洋的殖民为大背景）往下谈。移民的模式，华人社会的形态。方言群认同，方言会馆与私会党、庙宇、生活礼俗、坟场……华侨的祖国认同，中国的维新变法与国民革命的海外动员，新马现代中文报章杂志的创办，新式中小学华文教育的创建，南来文人的作用，民族国家肇建过程中语文、教育与国语之间的争辩，南洋大学问题，旅台与侨教政策，马共问题──课程的后半部以马华文学为例──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对‘侨社三宝’的灭绝，菲律宾的菲化法案、泰国的泰化政策、新加坡的英语化，致使大马的华文教育体系乃成为仅存的，因此马华文学的挣扎图存相当具有概括性。没有充份的历史化，就不可能有理解。”

王德威不讳言认同黄锦树的说法。他说，黄锦树的理念可以接受，例如史书美提出“落地生根”的想法是想当然尔的说法，她反对海外华人叶落归根的想法，华人一旦迁移海外，应该落地生根，融入在地文化，她主张“反离散”，不谈“离散”。史书美的论述从后殖民主义出发，但史书美不能理解海外华人，例如马来西亚华人要讲华语，坚持追求中文和华文教育的心情，也不了解华人在定居国受到的待遇，包括宗教的、种族的，政治的；史书美持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批判“定居殖民者”，也就是华人移民，例如到南洋的移民，为了在异乡生存，压榨当地原住民，是另一种殖民主义。

王德威也认为，黄锦树与史书美之间的论争是健康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华语语系文学仍有辩论的余地。

华语语系局限与华夷风起

在王德威看来，华语语系研究已经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近年来王德威提出华夷论述的新视野，并以“华夷风”命名。在《永发街事》的序文中，王德威直接提到“华夷”语系，他说：“‘永发街’与其说体现新加坡一条街道的乡愁，更不如说启动新加坡与华语世界一条想象的脉络。我甚至认为，华语语系不足以说明陈济舟作品的版图；是‘华夷’语系才丰富他的纸上天地。”

华夷风是王德威在2014年访问马六甲，看到一对对联：

庶室珍藏今古宝

艺坛大展华夷风

由此触发灵感，触动他对华语语系文化现象的重新思考。

王德威说，“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汉人对其他名族的统称，“近现代的‘夷’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疆域以外异族、异国的化身。华人移民或遗民初抵异地，每以华与夷、番、蛮、鬼等作为界定自身种族、文明优越性的方式。殊不知身在异地，易地而处，华人自身已经沦为（在地人眼中的）他者、外人、异族——夷。”

王德威坦承，今天“华语语系”研究已有所局限，被泛政治化，其反离散、去中国的意识形态此起彼落，已被中国禁止。近年来他因此有新的思考，重新构想“华夷风”作为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

王德威套用张爱玲“包括在外”的说法说明“华夷风”。华夷风将中国文学“包括在外”，又里又外才能知彼知己，以摆脱非此即彼的立场，从而在“华语语系”这一框架中重新思考。“华与夷、内与外、接纳与排除的分野总是变动不已。‘排除在外’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操作。‘包括在外’才是你来我往，犹若主权者般行使的判断——甚至决断力——的方法。”

王德威认为，新加坡华语文学在各种阶段有丰富的、生动的组成，从19世纪末的邱菽园，到后来的一批南来作家，以及时至今日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作家，形成自己的话语。

提及本次讲座的讲题“南洋的‘风’，星洲的‘土’——从文学看历史”，他说，“星洲”之名乃邱菽园首创。事实上邱新民在《邱菽园生平》一书中说：“新加坡又名‘星洲’，始于（邱）菽园，故自号‘星洲寓公’。”

王德威说，所谓星洲的“土”有很丰富的意义，是安土重迁的“土”，也是填土的“土”，它不是“根”的政治，不再是乡土，而有新的诠释。“南洋的‘风’吹拂原乡与异域，启动华夷多变的风景”，所谓“风”“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土，以一个外人的观察，在华夷风的研究里，新加坡的风土重新被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