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国大中文系并非只有丁荷生与许源泰，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团队，其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与中国传统宗教研究都是世界顶尖的，并且在古典文学与思想方面也很有特点。但问题的另外一面却是如丁先生所叹息，即国大中文系招生并不理想。

据报道，这个国大最为历史悠久的科系，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届毕业生有一二百人，直接滑落到现在每届只有三十来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觉得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本土华语整体环境的持续恶化所致。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起取消华语教学对本地语言产生深远影响。从那以后上小学的本地人基本都处在一个更亲英语的环境之中，而现在华语人才的萎缩，可以说正好是30年前教学语转变的一个直接结果。这种语言政策的巨大影响，其震撼性至今还未完全得以显现，其余波甚至还要持续至少二三十年。

那么政府所推行的双语政策到底是否算是成功呢？就在去年11月，李显龙总理在出席马来社群的颁奖礼上指出“推行双语政策是正确决定，掌握良好的英语赋予新加坡人在全球经济竞争的优势，国人同时也仍能够使用母语，继续与亚洲其他社群建立联系。”我们看到，政府的初衷是非常实际的，即提高国人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

这其实相当无可厚菲，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极其现实的世界之中，更不用说新加坡还是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弹丸之地了。并且，我们还应该看到通过推行英语，也可以加强新加坡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因为英语确实比起任何一种母语，都更具有推动“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语言基础。那么无疑新加坡当前的语言政策就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相对而言，诸母语也包括华文世界所受到的巨大挫伤，而当今新加坡人华文水平起码比起先辈而言是有所降低的，如果不是说有很大退步的话。这一点，即使是作为文化“局外人”的丁荷生，也有所认同。确实要承认，我们为了这种语言政策的成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并且就长远而言，这种代价到底有多大，我们还并不清楚。

随着华文在新加坡社会版图之中重要性的日益式微，所以中文系毕业生，如果不去从事学术研究，则不过是要面对两条出路，一是到各级学校去做华文教师，而本地中小学老师的教学、行政压力又向来让人望而生畏；第二条出路则只能是新加坡那发展空间并不算大、市场日益逼仄的华文报业与新闻传媒。

所以历史趋势再加上现实的考量，都极大的限制了本地人把大学中文系当成是自己的选项。而这种情境，更衬托出了在全世界背景之中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