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五四对新马华人社会的多重影响
May 6, 2019
来源:联合早报 2019年5月4日 星期六
文/李气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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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国几家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局、世界书局等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分店,使得五四思潮可以在中国和新马相当同步地展开。图为1915年坐落在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互联网)
百年后回看“五四”,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的精神内涵,在跨越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后出现怎样的转化?对新马华人社会又形成多大的冲击?留下多少文化遗产?
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发起的一场爱国运动,以及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反思及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又称“新文化运动”,当年几乎同步从中国传播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
百年后回看“五四”,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的精神内涵,在跨越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后出现怎样的转化?对新马华人社会又形成多大的冲击?留下多少文化遗产?
新加坡三位学者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均指出,“五四”往往被视为一场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文化运动。但无论在中国或新马华社,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之冲击,远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巨大;而对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意识和新式教育理念的引介,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起步。
关于五四对本地儒家文化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专治儒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王昌伟教授指出,儒家经典的阅读和书院式教学在本地原本就属于非常小众的活动,南洋孔教会因此在本地华社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如果是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的儒家思想,那即使在中国,五四所带来的冲击也远非我们所想象那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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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北京大学师生跑步穿越北大校园。当日,“奔跑吧,青年!”北京大学首届五四青春长跑活动在北大校园举行。5400余名北大师生从北大五四体育场出发,沿着未名湖、博雅塔,穿过绮春园、圆明园,全程跨越5.4公里,以长跑的形式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中新社)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兼中文系主任、华裔馆馆长游俊豪副教授也指出,新马华文教育没有因为五四而有多大改变,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在20世纪以前就存在传统私塾。在中国,根据欧洲模式而分成历史、语文、美术、体育等科目的新式教育,并非从五四才开始的。19世纪末,康有为、孙中山就到东南亚(南洋)办新学校,以便推动民族思想,带动新加坡和槟城同中国沿海城市一样兴办新学。
南大中文系专门研究文学与文化理论、新加坡戏剧史的柯思仁副教授也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已有人很有意识地引介西方文明意识和现代思想,包括严复的翻译西学、梁启超推动小说救国。“从这个脉络来讲,‘五四’只能说是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时间点,和之前的阶段没有很特殊、明显的区隔,在观念上没有很大的转变。”
柯思仁进一步举例,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戏剧,跟新式教育和学校一样,早在五四之前就开始了。白话戏剧首先出现在1907年的东京,然后马上传到上海、广州、香港,再传到新加坡,这个过程在1913年就完成了。本地在1913年开始演出白话戏剧,演出者包括养正学校师生,后来许多学校都利用戏剧作为媒介来推动新思想的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介绍新文明思想,也是针砭时弊,改变风气的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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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新社)
已故美国历史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用来分析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形成。他指出,想象共同体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由于历法、时间以及语言标准化,体现在书籍以及报章出版的大量白话读写,使得现代民族(nation)的观念得以形成和普及化。
王昌伟说,一般视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出版,为五四运动的开端。从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国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在新加坡设立分店,以及在本地创立的上海书局,带动了本地华文出版业的第一波高潮,为五四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使得新思潮可以在中国和新马相当同步地展开。
五四参与者 不只鲁迅胡适等文化精英
他指出,今天学术界对五四的关注,已不仅仅集中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少数新文化精英。很多过去被视为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的人物,今天都被赋予重新理解。比如中国流行歌曲之父黎锦晖,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红遍中国和东南亚,但长期以来被鲁迅等知识精英瞧不起,所以此前在论述五四运动史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但经过学者研究,黎锦晖的创作和包括成立歌舞团等活动所产生的启蒙话语,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产物。王昌伟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考虑在内,就会发现五四即便是对新马一带的小市民,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柯思仁看来,五四很大程度上已被用作象征意义强烈的经典,变成一种迷思(myth)。他指出,回到1919年前后去理解五四,它其实非常多元、缤纷,各种思潮都很活跃,都在进行推广传播。“现在回头看,比较遗憾的是,原本多元缤纷的层面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被刻意遗忘、刻意排除。”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被经典化、迷思化,五四作为一种象征资本,被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作家和1949年以后的中共所占据了。1930年代的中国进入抗战时期,而抗战所聚焦的民族救亡主题,和五四背后的思想和动力有相当大的差别,反而是到了1950年代,五四的色彩才重现。
像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曹禺等左翼作家,加上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俄国作家的作品,都受到左翼的推崇和翻译推介。1950年代,这些作品在中国出版后,先通过中国剧团到新加坡演出,再经中正戏剧会、艺术剧场和南洋大学戏剧会的一再重演,进而把五四作品经典化,并对新加坡戏剧产生很大影响。
柯思仁认为,1945年到1948年其实是一个重要阶段,但相关的研究非常少。那是马共在新马活动还合法的年代,很多职工会、戏剧家如杜边,与中共和马共都有联系,这可追溯到1920年代到30年代中共文艺宣传路线。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很多剧团,例如中国歌舞剧艺社,是中共在后面支持来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柯思仁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五四基本上是一个“左翼五四”,所以很片面,是从左翼或中共的观点看五四。”
左翼思潮影响新加坡华文教育
游俊豪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整体意义在于凝聚了国族主义,这在1919年以前是没有的。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整个文化圈受五四波及,也向中国国民意识靠拢。现代民族主义的论述往往需要有一个外敌,来建构自己的国族主义和国民性,当时的外敌就是日本。
1919年五六月,槟城有一名同盟会侨领串联当地政界人士,联名写了一封电报给英国政府,认为当地华人社会也应该支持中国的五四运动。同年六七月,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华社和华校,就出现抵制和销毁日货的行动,跟中国的反应模式一样,新马华侨华人与中国国民成为一样的“想象共同体”。
“从那时候起就有一个转折:第一次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感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国族主义,让一个社会存在国族主义,会引发很多骚乱或骚动。”于是同一年,英殖民政府首次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要求华校进行注册,并从那时起制定政策对华文教育进行管制。
游俊豪指出,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各种政策、法令、管制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说,1920年代至30年代,左派思想跟着传到新加坡,新加坡的华校发展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